占星学的真实价值在于理解人类的行为还是预测未来？AFAN新闻编辑Gloria Star数年前就提出了这一问题，她要求AFAN会员畅所欲言。【注：AFAN是全美占星师联盟】身为占星师，同时也是一位精神治疗医师，我自然强烈支持占星学“洞悉人类行为”的说法。需要注意的是，预测占星学确实可以被运用到理解心理洞见和精神成长的服务中。

　　心理占星和预测占星并没有绝对的分歧。我确信占星学的伟大价值在于其对人类行为的洞见。谈到理解，我指的是(1)对个人的基本需求和核心价值产生更深刻的了解，以及(2)由这些深层结构中得出的思考、感觉和行为的习惯性模式。这种理解可与行运和推运，以及它们为成长带来的各种机会结合在一起。

道德立场

　　关于占星学该被如何运用或不该被如何运用的道德立场，我认为我们最好从对宇宙本质的基本形而上学假设开始思考。我们需要问，生命的目的是什么？我个人认为，个体意识源于，并嵌于宇宙的高层意识之中。此外，这种高层意识常常能帮我们打开先天的潜能，使我们成长。由此，我们能更明确地觉知真实的自我。我相信生命的目的在于逐步培养与这种高层意识在深度和广度上的连结，直到我们与其合为一体。

　　因为受到这些信念的指引，我对占星学的兴趣在于占星学能帮助个人觉知到上述的最终目标并为之协调自身。对我来说，预测未来通常发生在促进客户成长的背景下。我会与客户探讨某个时期之内的挑战或意义。我会与客户谈论某个行运期间典型的事件或机会。然而最重要的问题是，个人如何与宇宙的意图达到最佳程度的和谐？

　　由于我相信宇宙对我们有意图，我不倾向于帮我的客户掌握或利用命运。我感兴趣的是帮他们从中学习。除此以外，职业道德也不允许我向客户建议如何抓住行运的优势谋得私利。我不会跟他们讲什么时候应该或不应该做某事，比如结婚、开始一项生意、辞职、离婚或者度假。

　　据我观察，无论个人做什么或者经历什么，总是跟行星运行规律相一致。与这样一个具有深度智慧和明显目的的宇宙去比拼才智，是什么目的呢？这难道不是一种狂妄么？

南希•里根的例子

　　1988年，当时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妻子南希•里根引发的争议把这个问题带到了聚光灯下。当时美国每一份报纸似乎都在报道里根夫人在自己和其丈夫的职业生涯中惯于依赖占星师珍妮•狄克逊（Jeane Dixon）,卡罗尔•赖特（Carol Righter）和琼•奎格利(Joan Quigley)的故事。显然，里根夫妇感兴趣的主要是如何让占星指引他们安排特定事件，比如安排新闻发布会、乘坐飞机、政治会晤以及一般性政务。

　　罗纳德•里根在白宫的前助手唐纳•莱根披露说，“我在白宫担任办公室主任期间，里根每一次重要的行动和决定几乎都需要提前与旧金山的一位女人（琼•奎格利）沟通，她会画出星图，确定行星的位置对安排事务有有利的影响” 。这么做好像非常自然。如果南希对奎格利的依赖，如莱根所说，“对白宫事务产生抑制性的影响”怎么办。当这个故事泄露出来时，很多占星师对媒体描述占星的方式很生气。兰斯•莫罗(Lance Morrow)在《时代》杂志中曾嘲笑说，“或许占星术对里根来说和果冻软糖差不多” 。舆论的意思很明白：占星师不是傻子，就是在欺骗。然而身为占星师的我们明白，在预测事件上，占星学可以非常精确。这样的信息可以是非常有用的，对吗？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

　　撇开对占星学相信与否的争议，如何妥善地用好占星学也存在争议。正是这种争议，引出了占星学在媒体中的形象这一更大的问题。在唐纳•莱根看来，第一夫人是一个神经质、有心机、爱操控的女人，一心“保护”里根免遭各种臆想的灾难。在向旧金山的奎格利咨询前，她不做任何决定。如果南希没有得偿所愿，她会抱怨，大吵大嚷，恐吓，并最终铲除反对她的人。她过于警觉，过于担忧她的罗尼（以及她自己）遭遇不幸，这是一种典型的广泛性焦虑障碍。这些人经常紧张、焦躁，容易发怒，这与里根，很多其他人以及里根夫妇的女儿所描述的南希一致。

　　那么占星学如何帮到像南希•里根一样的人呢？通过向她提供信息，比如，“今天不适合开记者招待会，不妨待在家里”？如果我们为客户提供这样的帮助，那么或许这种疗法比疾病本身更恐怖。给很多事件预测“好”与“坏”的时机只能加剧那些促使南希在第一时间寻求帮助的恐惧与控制议题。这样下去，占星学非但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反而变成了问题本身的一部分。

假如性格决定命运，那么关注性格即可

　　传统的以事件为导向的占星学与新出现的心理学模型之间的争论由来已久。最终，我们都必须做出选择：(1)帮助客户避免痛苦，操控情形，以便迎合他们的控制欲（传统占星学）；或者(2)帮助客户把事件看成成长与开发洞见的机会，并通过勇气和泰然自若的态度去拥抱事件（心理占星学）。我说的“拥抱”，并不是建议客户听天由命，而是让他们发挥作为人最基本的选择自由。人的自由不仅仅在于他们的意愿，而且在于他们对发生的事件如何做出回应。选择应该以人的价值、理想和直觉为指引，而不应以对一个反复无常、充满厄运的命运的恐惧为指引。一个人从以往经验中吸取教训的程度，将可能修正后续的经验。这样便把责任交予个人。或许20世纪占星学最伟大的贡献在于这一简单理念：性格即命运，如果我们能够改变性格，我们就能改变命运。

　　对我来说，以事件为导向的预测占星学主要服务于客户神经质的需求。神经官能症的本质是恐惧，以及随之而来的想要去控制结果的冲动。神经官能症患者有爱操控的倾向，就像南希•里根一样。他们渴望得到一些信息，以便在面对他们经验中那无法预测又充满敌意的世界时占据“优势”。他们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整体自然规律都缺乏信心。这种焦虑又充满怀疑的人恰恰倾向于向预测占星师寻求建议。

　　占星学在媒体中的形象也反映出这种悲观的情形。占星师被描绘成迎合客户神经质需求的皮条客，每次咨询都恰恰更加强了把客户送到咨询室门口的那种恐惧。难怪我们占星师成为了嘲笑和轻视的对象。这比心理上的药物依赖（对里根夫人的一个可悲的讽刺）更严重一点。当注意到第一夫人对下一次占星药方的狂热劲儿后，唐纳•莱根应该告诉她“说不就行”。

　　请大家明白，当我提到“预测”占星师，我并不是指做预测的占星师，而是指那些作出预测，提供建议，却鲜少关切客户心理成长及自主能力的占星师。注意，我将“建议”与“预测”分开提，是因为占星师可以做出预测，而并不一定同时给出建议。心理占星也能做预测，但是会在最大程度上关切客户的个人发展。同样的，他们更倾向于关注客户为自己做出选择的责任，而不是就特定的做法给出建议。

　　占星师不应告诉客户去做什么，而应该让客户理解时间的价值。客户必须要做出自己的选择，而这个选择应该是经过权衡的。因此，行运和推运，需在一个揭示这些时期会产生的“机会和挑战”的背景下讨论。

　　一个事件为事件的经历者提供了两种选择，如何解读这一事件，以及如何回应这一事件。占星学的价值并不在于建议客户去做什么，而在于提供一种更深刻、更洞察原型的方式来理解这段时间的意义及这个人需要在这段时间做什么。因此，对于占星师来说，描述特定时间段的特点比预测事件重要。在一段给定的时间内，很多与相关行星的意义所对应的事件都可能发生。不过，一旦认识到了更深层的含义，我相信客户更有可能去做符合宇宙意图的行动。

　　占星学中，预测当然有一席之地，但我认为预测应该是有心理启发意义的，且关注行运作为一个学习，而不是逃避行动的机会。同样，占星也可以在不服务于客户的细微恐惧和操控倾向的前提下应用在生意、金融，甚至政治中。为了表明我并不是完全反对预测，我想在此大胆地假设：随着我们离开传统上给神经质客户提供药方的角色的束缚，媒体会更乐于给我们占星师，以及占星学一些应得的尊重。